清代中國（1644～1912），處於歐洲的「亞洲論述」與亞洲的「歐洲論述」急遽變遷的時期。這一時期歐亞兩洲「異域圖象」的變遷，由世界觀的蛻變為始點，進而發展為整個知識系統與文明價值的轉移與變化，最終導致歐亞文化典範轉移，並使中國的知識系統產生顛覆性的、空前的轉變。這場近代中國知識系統的鉅變與移民、旅行、留學生息息相關，旅行所帶來的不僅是空間上的流動，同時也意味著異文化的相遇、對話與自我的認知建構。透過「移民、旅行與知識建構──清代中國『歐洲論述』與知識系統的變遷」讀書會，使同學們能就相關主題文獻資料進行研讀，討論文化與文化間的對話、衝突、互涵與共構，透過對相關文學理論、研究文獻與史料、文本的研讀，分別從學術思想、文學、政治、歷史、外交互動、社會文化等視域進行跨學科與跨文化的探討，釐清近現代知識系統的變遷脈絡，觀看清代知識系統的變遷如何影響現代中國與身處於二十一世紀初的我們自身。

　　移民與旅行，攸關對異文化的想像、探索與自我認同的建構。旅行意味著空間上的流動，在移民、旅者與異文化相遇、進行對話的過程裡，以陌生的異文化作為對照的「他者」，重新檢視並建構了自身。

　　十五、十六世紀以來，馬可波羅的《遊記》使歐洲原本穩定的知識系統產生鬆動。對亞洲的想像、對陌生事物的好奇與求知的渴望，開啟了歐洲的大航海時代。航行的目的不僅僅是傳教、殖民與掠奪，同時也在於尋求知識的擴張。由移民者與旅行者所傳遞的文本，直接影響歐洲知識體系的變動。旅行者、移民者陸續傳遞回光怪陸離的遠方故事與陌生訊息，進一步動搖甚至重構了歐洲固有的知識系統。然而，這些訊息本身卻充滿自我中心的想像，富於主觀色彩。作為異文化訊息傳遞者的旅者與移民，以及接受這些異文化知識的讀者，往往在觀察、紀錄與敘述時，隱含著在「異域」尋求「異人」、「異事」與「異物」的主觀預期，同時卻又試圖客觀地綜合各種不同的異文化訊息以建構出他們對異文化的知識系統，因而使異文化知識的產製與流傳擺盪在主、客交會的視野之下，而輻射出複雜多維的文化意涵。

　　將視野轉向中國。同時期的中國正處於明代。相較於歐洲知識系統的顛覆性變化與知識擴張，這一時期的中國長期處於穩定的知識系統之下，旅行者零星片斷的紀錄多半被視為「作意好奇」的談資，並未對這個穩定的知識系統帶來太大的變動。另一方面，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的歐洲人，依舊以自身的需要與「異物預期」來形塑他們對「亞洲」與「東方」的認識，甚至將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射在遙遠的中國，他們的亞洲論述仍然充滿異國理想，將異文明典範化。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末，歐洲與亞洲彼此的異域論述並沒有太大的變動。

　　然而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歐洲與亞洲的文化地位與「文明」評價產生了重大的變化。這項變化由歐洲開始，並迅速延伸至亞洲。引發這項變化的關鍵在於1793年，英皇喬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派遣馬戛爾尼率領菁英使團來華事件。這個關鍵事件開啟了十八世紀末歐洲知識系統中關於「亞洲論述」的鉅變。由於此次事件中，乾隆對英使團「覲見儀節」的堅持，為近代中西文化間的對話與衝突、以及歐亞文化典範轉移的過程拉開序幕，在其後頻繁密集的外交、軍事活動、旅行、貿易、移民的過程裡，歐洲對於東方的認知迅速蛻變。他們開始重新詮釋亞洲，從十六世紀近於「異國理想」的典範崇拜，轉而為批判亞洲的歷史與文化長期停滯──東方的歷史是消極的、接近自然的狀態，簡而言之：漫無目的，沒有意識。

　　歐洲知識系統中「亞洲論述」的認知建構與變化，以移民與旅行為始點，最終帶來歐亞文化典範的轉移；另一方面，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展開的歐亞文化典範的轉移，也為中國的知識系統帶來千古未有的顛覆性變局。這項變局以中國「華夷論述」、「歐洲論述」的鬆動與變化為始點，進而延伸為由「天下」到「萬國」的世界觀轉型。在對「異文明」的預期下，旅者、留學生的旅行心態產生轉變，並影響他們對歐洲文明的觀察心態，使這一時期的歐洲知識與歐洲印象出現無窮的變形。透過旅者、留學生與移民傳遞而來的「文明」訊息，帶來近代中國知識系統的革命。